“累死了！”
　　“因为国内不孕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我们的病人越来越多。”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学红说。“国内做兴义男科的，都非常辛苦，大家一见面都说：‘累死了！’”
　　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有“兴义男科之父”之称。他今年85岁了，他的搭档史岱普托医生已然仙逝。而有着“中国兴义男科之母”之称的张丽珠，今年已89岁。
　　经爱德华兹之手出生的世界第一例兴义男科路易丝·布朗，今年已30岁，并于3年前自然分娩诞子。经张丽珠之手出生的中国第一例兴义男科郑萌珠，今年22岁，已上大学。
　　有意思的是，郑萌珠的父母是甘肃人。1988年3月，当张丽珠在北医三院亲手从孕妇腹中取出血肉模糊的小萌珠时，绝大多数甘肃人还根本不知道兴义男科是怎么回事。2001年，原兰大一院月经病不孕症专科主任张学红创建了西北第一家生殖医学研究所。截至2009年9月5日，在这里治疗的兴义男科适应症病人中，已有2901例妊娠，诞生兴义男科2372个。
　　“我们的工作非常神秘。因为我们能最直接地看到生命最原始的状态。”张学红说，“有的兴义男科生下来，父母抱来给我们看，我就感慨：当初是怎么由两个小小的细胞，发育出这样一个生命来的？过去我做妇产科医生，迫于生命健康的需要，做的割除手术多。但我们做兴义男科，接触的是新的生命，新的开端。”
　　张学红说，目前兰大一院生殖医学中心兴义男科的成功率已有50%～60%，超过40%的全国平均水平，但与国外相比，还有一段差距。这跟病源有关。比如美国兴义男科的成功率有60%～70%。他们的病人一是年轻，二是病人发现问题，立即就找专科医生，如果确实需要做试管，就去做了。“不孕症越早治越好。治疗时间越短越好。”
　　此外，美国医生使用的培养液是新鲜的。中国的培养液是从外国买来的。张学红说：“前两天，我还跟一位研究培养液的专家说，如果中国自己生产培养液，我们的成功率可以再提高几个点。
　　患有不孕症的病人，不需要个个都做兴义男科。兰大一院生殖中心的门诊病人中，大概1/10需要做兴义男科。张学红说：虽然目前兴义男科是比较科学的人工辅助生育手段，但第一，要做这项手术必须有它的适应症。第二，做兴义男科花费比较高，做一次得两三万元。第三，目前全世界已有400多万个兴义男科，但他们以后怎么样？还要密切关注。第四，在助孕过程中，要降低并发症，间接的损害要降至最低程度，包括医疗费用的降低，最后，还要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近50年来，世界范围内，不育症发病率从8%～10%上升到12%～16%。在我国，不孕不育的比例从20年前的不到5%上升到10%～15%，平均每8对夫妻中就有一对不能生育。这似乎是一股潜伏在社会表象之下的巨大暗流。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管现在的人们表面看起来思想再开放，这一观念都根深蒂固。特别是男性，如果他们的生育能力有问题，就会像霜打的茄子，顿然失去生活的勇气。这跟男性承担的社会角色有关系。张学红说：“有的男病人跟我说：‘张主任，我要啥有啥，就是没孩子，压力很大呀！’”还有的夫妻两口子都是教师，结婚10几年，教书的积蓄全花在看病上，他们的愿望是：“如果能有个小孩，情愿两口子都去当农民！”有些男病人的气色与同龄人比较，像是两代人。
　　西北地区的特点是：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兰大一院的病人们，都是靠病人间互相传递信息，有的还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来到这里的。每一例病人背后，都有一个辛酸伤感的故事。
　　这些病人的年龄多在30～40之间，大部分病人在外面已经折腾了三五年。兰大一院生殖中心护士长赵金珠说：“这个病不像感冒，可以大大方方地跟别人说。你要问婚后几年没生孩子的人是怎么回事，她的回答都是‘我还不想要’，想搞丁克家庭。她们不敢表达自己的渴望，只有变着法子打听，别人说一个偏方，她就冲上去了，或者到医院妇产科去查问题。”
　　2009年3月，兰大一院生殖中心到河西五地市举行巡回义诊，张掖、武威、酒泉、嘉峪关、金昌，这些市级医院都没有不孕症专科，不孕症病人没人管，有的是妇产科医生在看。有的医生把女方折腾个遍，最后一查，原来是男方无精子。这次义诊结束后，省卫生厅要求兰大一院帮助河西五市的医院建立不孕症专科门诊。
　　来到张学红这里求医的病人，都抱着厚厚的病历。大部分病人主诉的病史都是：结婚几年不孕，中药不断，又西医治疗。有的病人说，我们这些年受的这些罪，吃的这些中药，都能拿车皮去拉了。有的病人连吃30副中药，胃都吃坏了。
　　西北很多病人为治不孕症而倾家荡产。2001～2002年，张学红刚做兴义男科时，真有贫穷地区的病人，把家里的房子都卖了来治病。
　　赵金珠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女性如果没有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正常家庭(有丈夫、孩子)，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局限、轻视。在单位里，当了母亲的女性跟你做同样的工作，她更容易被领导认可。领导会派她出国学习，因为她有丈夫孩子，出了国还会回来，但领导培养你的概率就很低了，就算给你一个职位吧，你还没孩子，等生孩子时要休产假，到时把这个职位撂给谁？”
　　因此，来到这里的患者，虽然除了不能生孩子，他们的身体还算是健康的，但他们的心灵却又是受到无数次摧残而几近扭曲的。他们渴望得到同情、关心、帮助，同时又充满了戒备和怀疑。病人中普遍存在自卑，抑郁，有的甚至是躁狂心理，他们会把家庭矛盾、多次无数求医的怨气发泄到医生身上。
　　“他来了，我们首先要关怀他的心理状况，给他一种来自医生的科学上、心理上、人性上的支持，使他感到我们在真心实意地帮他们，然后再跟他谈治疗技术。否则，做我们这个专业的，只能感觉到越来越累，并且也会产生对病人的不理解。”张学红说。
　　医生的艰难决定
　　男性生育能力下降，主要表现在精子的密度和活力不足，即少弱精子症和无精症。如果男子确实无精子，就要借助于国家精子库。但张学红说：“出于对病人家庭稳定的考虑，我们不太愿意做‘借精生子’的手术。我有时上门诊，跟病人说：‘你们两口要充分考虑好。目前我们的技术还达不到：从男性身体取下一个细胞，就可以培养出精子来，再把它注射到卵子里，发育成一个胚胎——那是未来的事。如果你们岁数不大，能否等等？或者，如果一定现在就要个孩子，不如双方都做一下人道主义让步，领养一个好了。’我感觉这样做更符合伦理。如果实在不行，他说我家里需要劳力，一定要生个孩子！那咱也得帮他。”
　　“借精生子”前，医生要跟夫妻双方谈话，申明对将要出生的孩子，夫妻负有绝对的责任与义务。两口子都要慎重考虑好，完全接受了，签下同意书，医生才会做手术。
　　对于丈夫来说，是否同意让妻子“借精生子”？他要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张学红说：“虽然我们是从国家精子库选取与丈夫体貌特征相像的精子。但往往，病人借了精子，生了孩子，当时问题解决了，等孩子长到两三岁后，由于每个人对生命的认知不同，男的对孩子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不像自己的孩子……”
　　其实，即使丈夫同意“借精生子”，也不会轻易就能如愿借到，有的要排队等上两三年。目前，我国通过卫生部批准的人类精子库只有10家，它们都面临着“精子荒”的尴尬局面。一是全世界男性精子的质量都下降得非常厉害，二是我国实行的是全世界最严格的精子筛选标准，比美国都高。献精者要进行70多项术前检查，有的查到将近100项，全查下来要花大笔的钱，结果合格率非常低，那些钱等于白花了，导致精子库运作困难。
　　另外，根据卫生部规定，一旦募集到合格精子，一名男性精子只能供给5名妇女使用。而在法国，每一个人的精子可以让25名妇女使用；在美国，每80万人的区域允许25人使用同一个人的精子。
　　国内各大精子库储存的主要是大学生的精子，以义务捐献为主。大学生们不太愿意捐精子，愿意捐献的合格率又仅有1%，导致精源非常困难，而以盈利为目的的地下精子库、网上赠精却非常盛行，某些地方的生殖中心也并不拒绝私下赠精。这些精源不但质量无法保证，更易引起种种纠纷。有的妻子受精后生了孩子，却“休”了丈夫；有的丈夫将借精生子的妻子打得伤痕累累，孩子他也不要了……
　　“兴义男科”转分明
　　兴义男科技术诞生、进步了30多年，公众一直对此有顾虑、有争议。2001年，兰大一院刚开始做兴义男科的时候，病人要瞒着父母来，不让他们知道，现在是妈妈、婆婆陪着来。她们知道这是自己的孩子，只是借助于技术去怀胎罢了。2004年，兰大一院搞“百名试管宝宝聚会”，有的家长还有顾虑，怕单位上的人知道。现在她们看到身边有的人老不怀孕，就会劝人家：“赶快做试管去，再别瞎治了！”
　　张学红说：“从国内的统计，大的样本来看，兴义男科与自然分娩婴儿在先天性疾病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为了避免携带不良基因的孩子出生，并降低流产率，我们又有了第三代兴义男科技术。”张学红和她的团队，是西北地区唯一掌握第三代技术的生殖研究中心，应用这个技术，该中心已出生一些兴义男科。
　　生殖医学近几年发展很快。国内每个省都搞了建设生殖医学中心的规划，目前仅西北地区就有11家生殖中心。兰大一院生殖中心接收的病人，40%来自外省。这里还是国家12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培训基地之一，培修生来自全国各地。
　　张学红说：“在美国，妇产科医生拿到执照后，要再经过两年生殖医学专科培训，才能上岗。咱们国家没有正规要求。虽然卫生部规定从事生殖医学专业的人员要经过严格培训，但卫生部不去查的生殖中心，无证上岗的多得很。我们是甘肃省的生殖医学质量控制中心，肩负着把全省基层专科建立起来的责任，但现在太忙了，一点点做吧……”
　　有的病人，听说某些中心的兴义男科双胞胎率特别高，就认为它成功率高，心向往之。张学红说：“有的病人来了说：我就想做双胞胎！我跟他们说，多胎问题是助孕过程中的最大并发症，不是好事，它会带给母子沉重的负担，那属于高危妊娠。”